“十八屆三中全會為國內貿易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流通體系頂層設計明確了未來工作的著眼點。新時期內貿流通工作，要明確內貿功能定位，破解工作難點要有總體規劃，最重要的是要推進內貿工作的法治建設，將流通業基本法盡快納入立法研究。”12月10日，在2013年商務部內貿專家座談會上，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如是表示。
姜增偉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內貿理論和政策研究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下一步內貿理論研究和商務部各司局要突出工作重點，要抓立法工作。“市場經濟說到底是法治經濟。內貿領域，電子商務、報廢機動車回收拆解、融資租賃、成品油流通、酒類流通等工作要順利開展，均急需立法。”
流通體系頂層設計中提出商務主管部門要把主要精力由管理具體事務轉到制定規劃等宏觀管理上來。“如何與國民經濟總體規劃及其他領域規劃相銜接，內貿各類專項規劃如何明確功能定位，全國、區域、地方內貿規劃如何有效銜接等問題，都需要我們好好研究。”姜增偉說。
在基礎設施領域，需要制定政府鼓勵設施目錄、鼓勵社會資本投入、設立投資基金、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投入領域、鼓勵公益性設施投入；在市場主體方面，我國仍存在大型骨干流通企業少、內外貿一體化發展不夠、內貿利用外資質量有待提高、中小流通企業發展活力不夠等問題，需要內貿專家深入研究。
“誠信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石，沒有誠信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社會經濟秩序。”姜增偉表示，“諸如信用制度和平臺建設、信用激勵懲戒機制建設、信用經濟發展、誠信文化建設等問題都大有文章可做，都要求抓好工作部署和落實，深刻理解新要求，指導今后一段時期內貿工作的開展。”“5天6夜的泰國普吉島旅游，從原來6000多元每人漲到8000多元每人，出國旅游全線漲價，東南亞一線的旅游感覺漲得離譜。”準備“十一”之后休年假，和老公一起去泰國度過結婚五周年紀念的陳霞表示，他們本來圖省心，想從旅行社走，但因為價格漲得厲害，夫妻倆在網上搜羅了各種“旅游攻略”后，選擇了自由行。
新《旅游法》從10月1日起正式實施，到如今已滿月，其中“不得安排購物，取消自費項目，不得索要小費”的明文規定，產生了“蝴蝶效應”： 人們的出游方式悄然改變，團隊游游客劇減，自助游游客增多，出境游價格翻倍，出境觀賽成為出境游新增長點。
出境游價格翻倍
記者走訪了市區多家旅行社發現，受《旅游法》不能“零負團費”的影響，10月1日后團隊游價格上漲不少，特別是出境游，漲幅達一倍多。
“長線游普遍上漲。”一位旅行社的負責人說，特別是出境游，但是這種上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漲價”，而是其價格水平理性的、正常的回歸。“以往價格低，旅行社通過游客購買商品獲取不正當利益來彌補成本，其實照樣也是游客出錢。《旅游法》實施后，旅游消費透明。”
多家旅行社表示，部分出境線路的漲幅已經超過100%。比如往年熱門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7日游線路現在價格都翻了倍，漲到11000元左右。國內游方面價格雖有上漲，但漲幅較小。這是因為國內游安排購物本來就比較少等。
暴漲的價格雖然被業界稱為“理性”，但還是嚇跑了不少準備出游的市民。10月，西安各家旅行社都明顯感覺到了“寒意”，當月，團隊游客減少了三成左右。
團隊游客的減少主要集中在長線游和出境游，特別是往港澳地區和東南亞國家的線路，受影響最直接，游客數量下降最多。
團隊游下降，但是自助游反而迎來利好，越來越受游客追捧。
“由于跟團游價格大幅度上漲，未來自助游將會更受旅游者歡迎，以預訂酒店、機票、景點門票等自助游要素為主的在線旅游企業將迎來黃金機遇期。”上述負責人說，自助游既規避了“強制購物”和“另付費項目”的法律風險，又為游客提供了充裕的自主購物和游玩時間，正受到旅游機構和旅行者雙方追捧。
一位旅行社領隊介紹，減少的團多為泰國、馬來西亞等短線東南亞團，尤其是泰國團，縮水最為嚴重。而與此相反的則是自由行，較往常出現異常火爆的現象，前往泰國、馬來西亞等旅游地的個人越來越多，較前期增長近50%。
“團隊游報價上漲后，許多人轉向自助游。”多家旅行社的老總表示，雖然《旅游法》的實施短期對團隊游等帶來較大影響，但并不意味著人們出行熱情下降了，自助游和半自助游如今呈逐年遞增趨勢。這其實也給旅行社帶來了商機，如能適應潮流開發產品，同樣能賺錢。
出國觀賽成新增長點
在出境游的價格漲幅不斷增加成為關注點之外，出境游的內容的多元化也為其增加了很多新的增長點，其中出國觀賽尤為引人注目。
攜程旅行網11月6日與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旅游局達成戰略合作，在華獨家推出丹麥“2014羽毛球世錦賽”自由行產品，并正式啟動丹麥深度游項目。
同一時間，澳大利亞昆士蘭也在為于當地舉辦的PGA高爾夫錦標賽“搖旗吶喊”。昆士蘭旅游及活動推廣局大中華區局長潘文說，今年通過與中國華東、華南、華西、華北指定的四家旅行社的聯合推廣，共吸引60多名中國高爾夫愛好者到黃金海岸觀賽，并在昆士蘭的高爾夫球場打球、度假。
潘文說：“我們同時也邀請了幾家中國主流的高爾夫媒體及旅游業代表親臨黃金海岸現場，體驗賽事及高球相關的產品，為今后的推廣做準備。”
眼下，“出國觀賽”正在成為中國出境旅游的一個全新增長點。
早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期間，凱撒旅游就曾作為奧運會票務中國區獨家代理機構，推出過萬元人民幣的赴英自由行產品，但當時受奧運會“一票難求”的條件限制，這樣的“觀賽游”并未形成規模。
不過，凱撒旅游的“小試牛刀”，讓市場看到了背后蘊藏的無限商機。
攜程旅行網旅游事業部副總經理何勇表示，2013年中國出境旅游預計將接近1億人次，并正在從走馬觀花式的跟團游向自由行和深度游轉變。像丹麥“2014羽毛球世錦賽”這樣新型的主題旅游產品，如果通過強大的互聯網營銷推廣，將對中國游客赴“童話國度”丹麥旅游起到更大的促進作用。
丹麥羽聯首席執行官Charlotte Malmroes也看好這樣的合作模式。他介紹說，北歐航空于2012年重新開通了每周5班從上海直達哥本哈根的航線，同時，中國游客申請丹麥簽證的時間今年也達到了創紀錄的平均3個工作日，這些都是丹麥羽聯選擇與攜程展開合作的原因，希望充分利用這一契機促進中國游客走進丹麥觀賽。
據預測，2013年中國游客在丹麥的酒店間夜數(過夜房間數)將達15萬的歷史新高，相比去年同期增長超過35%。而得益于2014年羽毛球世錦賽的舉辦，明年中國赴丹麥游客數量將持續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增長。
出境游帶火出國掃貨
隨著出境游的大熱，再加上臨近年底，即將到來的圣誕節、元旦等多個中西方重大節日，恰逢港澳地區、歐美國家的“打折季”。 受到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出境購物需求即將再度釋放，推動一波圣誕出境游熱。
西安康輝國旅有關人士介紹說，港澳地區、韓國、歐美等都是游客圣誕節出游咨詢報名的熱門方向。像港澳地區，游客的主要動力還是購物。香港作為時尚之都，商品匯集，圣誕前后又有比較大的折扣力度，吸引了不少“血拼族”。
而歐美等地繽紛的街景、圣誕大餐和大力度的名品折扣也吸引了不少出境游的游客。以歐洲游為例，圣誕節期間，法國、意大利等國家的商家會集中打折，一般都維持在五六折的范圍內，最低折扣甚至能達到三折。由于12月份歐洲處于旅游淡季，總體的價格相對暑期等時間段會便宜一些，也是吸引眾多游客前往歐洲的原因。旅行社方面在線路設計上也專門考慮到了游客的購物需求，比如歐洲的法意瑞游專門安排了法國時尚精品百貨購物店老佛爺、巴黎春天等。
然而在旅游購物過程中，也會有一些旅游者、旅行社遇到不少尷尬。
8月初，市民王女士和朋友在西安一家旅行社報名參加了俄羅斯旅行團，并用227125盧布購買了兩塊莫斯科特產的紫金手表，總價值約合人民幣43000余元。可回國后，男表被佩戴幾日后就有明顯的質量問題。于是王女士向參團的旅行社交涉，要求旅行社幫助退回手表并原價退款。
就在協商退貨的過程中，王女士在網上看到同樣款式的女式俄羅斯紫金手表售價僅為10000多盧布，而自己支付了60000余盧布。據此，她認為該購物店存在嚴重欺詐行為，堅決要求退掉兩塊表。
提起王女士的投訴，當事旅行社出境部負責人李女士直喊“冤”。 “旅游過程中，我們嚴格按照與游客簽訂的合同執行，接到王女士質量投訴后，我們盡量協助退換貨。”“僅憑網上同款產品一個更便宜的價格就投訴要求退貨，是不是過度維權呢？網店能否出示該款女士紫金機械表的質量保證書和網店的正規資質？”李女士認為“整個購物過程中并不存在強制購物，手表的最終成交價格也是雙方溝通一致的。不能因為客人不想要了就退貨，或者僅憑網上價格更低就認為存在欺詐。”
對于處理結果，王女士并不滿意，執意要求旅行社協助退掉女表。旅行社出境部李女士告訴記者：“我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即使繼續交涉，估計女表退貨的可能性也不大。”目前雙方就女表是否可以退貨依然未能達成一致。
資深出境領隊王海虎說，出境旅游最常見的購物糾紛多集中在香港，游客在香港購買的珠寶若要退貨，只要保留當時的購物發票，并且不影響二次銷售就可以退貨。但最終是否退換貨取決于購物商店的規定以及購物前的事先約定。無論怎樣，都要保留購物憑證。《旅游法》實施之后，如果是全團協商一致的購物，旅游社應按照法律相關規定履行責任和義務，如果是自行購物，則旅行社沒有協助退貨的義務。 當前，業界反復熱議“三公消費”之于白酒命運的課題，并引發了白酒與政治關系，以及對中國禁酒制度研究的熱潮。記者經過總結分析之后，將其分為三大類別：一種認為，三公消費限制白酒只是階段性的波動，白酒新的黃金期將可能在短期內重現；一種認為，隨著政務信息透明度越來越高，白酒消費不可能出現類似的階段性反彈，白酒投機性發展的溫床將不復存在；還有一種則認為，我國歷史上的禁酒傳統由來已久，但酒業幾千年來仍然保持了持續發展的態勢，說明在我國，酒業之于政治既有依附性，也有獨立性。
記者贊同第三種觀點，但同時認為，我國的禁酒傳統由來已久，但酒與政治并非同根同源，而是經歷了一個從相遇到相斥，再到相生相克的發展軌跡。本文擬從中國禁酒制度起源和早期蛻變的研究入手，希望為讀者呈現一段酒與政治之間，斬不斷理還亂的關系史。
從酒入政治說起
歷代學者和文學家關于釀酒起源的說法很多，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看，作為生物發酵作用下的產物，酒的歷史遠比人類有文字以來的歷史要久遠得多。而關于酒與政治關系的歷史，則在人類文明進入成熟的階段。
誕生于西周初年的《尚書·酒誥》，是公認的我國第一篇系統論述酒與政治關系的專著，并確立禁酒制度圭臬的歷史文獻。《尚書·五子之歌》記載了夏代開國帝王夏啟的兒子太康失掉邦國的故事。據《史記·夏本紀》記載，太康不以君德自律，做事隨心所欲，尤喜四處游獵，而且他還不恤民情，導致百姓離心離德。有一次他到洛水南岸狩獵，一百多天也不肯離開。洛水河畔的有窮國百姓不堪其苦，在國王后羿的帶領下，在北岸擋住太康的去路，不讓他回國。太康的五個兄弟和他們的母親在洛水灣等他回來的時候，歷數了太康的種種政治過失，是為《五子之歌》。其中就有“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飲酒和好色、田獵、嗜音、靡費并列為君主應當警醒的亡國之道。
《尚書·胤征》記載，太康的弟弟中康在位期間，掌管天地四時的官吏羲氏、和氏擅離職守，在自己的私邑里迷亂嗜酒，導致“廢天時，亂甲乙”，夏王朝的歷法管理陷于混亂，分不清時間和空間的次序。于是中康命胤侯征討羲和。《胤征》中稱羲、和的這種行為為“酒荒”，即因為嗜酒而荒廢了正常的工作或者失去了正道。
《史記·殷本紀》記載，商代開國之君成湯死后，太子和繼任的外丙、中壬都連續短命而亡。于是伊尹立成湯的嫡長孫太甲為帝，并作《伊訓》，教導太甲。太甲在位三年，因為暴虐而不守法，被伊尹放逐到桐宮。三年后，太甲悔過自新，伊尹又還政于他。此時，商代的政治根基才開始趨于穩定。所以，《伊訓》作為伊尹教導太甲的為君之道，對于后世政治制度有很強的借鑒意義。在《伊訓》中，伊尹就提出，“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敢有侮圣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巫風”、“淫風”、“亂風”都是自取滅亡之道，如果臣子和士子沾染了，“家必喪”；如果君王沾染了，“國必亡”。
《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載，商紂王荒淫暴虐，周武王一度帶兵打到了孟津，因為考慮政治時機尚不成熟方才撤兵。內憂外患交織，亡國征兆日漸明顯，商紂王的同胞兄長微子（名啟）見狀，多次苦心勸諫商紂，卻沒有任何效果。知道商國滅亡的命運已經不可逆轉，他便打算自殺或者出走，但又拿不定主意。于是找到太師箕子和少師比干商議。這段話詳細地記錄在《尚書·微子》中。微子說：“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意思是說：“我的祖上成湯制定了很好的制度和傳統，弟弟卻因為酗酒荒淫，不僅踐踏了祖上的美德，而且即將斷送祖上的基業”。太師箕子回答說：“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意思是說，商朝末年，發生了十分嚴重的天災，讓本來已經空虛的殷商雪上加霜，而商紂君臣卻喜歡沉醉酒中，不敬畏上天的威力，也不尊重年高德劭的老臣”。一位是庶長的王子，一位是國政的首輔，兩位均是對商代滅亡原因最有發言權的知情人士。他們兩位不約而同地把“沉酗于酒”作為亡國之君的第一宗罪，說明商代滅亡確實與酒有關。但箕子卻同時指出，災荒才是導致商代衰敗的主要原因，而酗酒則遮住當政者的眼睛，迷亂了他們的心智，讓他們無法清晰地看到國家的危機所在。
此處所謂“酗”，后世有學者認為是“酒怒”或者“酒兇”。我們今天可以理解為酒后發怒，也可以理解為飲酒過度，人的意志和情感為酒所控制。
武王也將“酗酒敗德”作為討伐紂王的重要理由之一。到了孟津，周武王做《泰誓上》，說商紂“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把不敬天、不恤民、酗酒、好色、殘暴濫刑作為商紂的五大惡行。到了河朔，作《泰誓中》，再次強調說，紂王“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批評朝歌上下在商紂王的影響下，已經酗酒成風，無可救藥了。
然而上古的歷史學家關于酗酒是否為商紂王的第一宗罪，意見并不統一。例如周武王帶領諸侯聯軍打到牧野的時候，作《牧誓》，改口說商紂王的主要罪過是偏聽偏信妲己這個婦人。西漢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提到，商紂“好酒淫樂，嬖于婦人”、“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但第一宗罪卻是“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與《牧誓》的說法一致。在《史記·周本紀》中，司馬遷卻這樣描述武王伐紂的理由——牝雞無晨，認為商紂只聽信妲己，而不敬祖上、疏遠宗親，排斥勛臣，結果導致奸佞肆虐、民怨沸騰。但對于商紂酗酒的罪行，卻只字未提。在《尚書》中的《泰誓》、《牧誓》中，關于“牝雞無晨”的筆墨明顯少于商紂的“沉酗于酒”。司馬遷反其道而記之，或許有其當時政治環境所需的特殊性，因為西漢初年曾有過呂后擅權專政的歷史教訓。但他完全弱化商紂酗酒的罪過，應當有其史實依據，畢竟西漢初年距離商周興替之際的歷史年限近。
《酒誥》的辯證思想
從《五子之歌》中表達的無道昏君某宗罪，到《微子》中強調的亡國之君第一宗罪，酗酒的負面作用顯然是不斷放大的。這究竟是什么原因所導致，至今已經無稽可考。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雖然視為禁忌類產品，但酒在上古時期的政治生活中已經占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尚書·堯典》就有“寅餞納日，平秩西成”的記載。其中“餞”，就是送行飲酒的意思。但這里餞行的不是人，而是日。古人認為，秋天在西方，把日送到西方去，目的是為了祈求作物豐收。《尚書·舜典》則有：“帝厘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槁飫》”。其中《槁飫》篇的“槁”，就是指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就連武王伐紂勝利之后，也要“邦諸侯，班宗彝”。即封有功者為諸侯，并賜予各國諸侯王宗廟祭祀的酒器。按照古代的禮儀，盛酒的為樽，盛鬯的為彝，鬯是古代專用于祭祀的一種酒，天子把盛鬯的彝賜予分封的諸侯，儀式才顯得正式而莊重。就連曾經頒布《酒誥》的周公旦，在攝政七年后，天下太平，于是用“秬鬯二卣”告慰文王、武王在天之靈。作為報答，成王行“裸鬯之禮”，以示對周公旦異乎尋常的敬重感激之情。
到了周公旦的《尚書·酒誥》，顯然是充分借鑒了前朝興衰的歷史經驗教訓。一方面，周公旦意識到酗酒誤國的危害，把酗酒列為罪惡之源，認為天災人禍皆因酗酒而起。這顯然是采納了微子的觀點，事實上，《酒誥》頒布之后，殷商的宗廟祭祀也交由微子管理。所以他反復告誡周朝的各級官吏說，殷商“崇飲”之風太盛，“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要充分借鑒殷商滅亡的歷史教訓，不要重蹈其覆轍。而且規定各級官吏不得私自飲酒，更不得在工作時間飲酒。他還假設說，如果你是一個勤勉的官吏，恐怕連飲酒的閑暇也沒有。
另一方面，他大概也知道飲酒不可能完全禁止，所以他對于飲酒提出了幾項規范意見。
首先是“唯祀飲”。他援引周文王的話說，酒是上天賜予人類祭祀用的神物，只有在祭祀之后才可以飲酒。
其次是“德將無醉”，說有品德的人不會喝醉。一種理解是品德高尚的人有很強的自制力，不會喝醉，一種理解則是古人崇尚“以德配天”，酒是天賜的神物，不會讓品德高尚的人醉倒，或因為飲酒而發生禍端。
再次，在祭祀之外，“厥父母慶，致用酒”，即贍養父母可以用酒，但只有在節慶的時候，在父母的允許下，可以陪父母飲酒。
再次，“執群飲”，即如果遇到聚眾飲酒，必須嚴懲。如果是一般的臣民聚眾飲酒，是不可饒恕的死罪，但如果是殷商遺民飲酒，要先勸誡，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勸誡不成再行定罪。
上古時期確立的禁酒制度，有其特定的思想根源。
《道德經》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彼取此”。所以有德之人會把握欲望，擺脫貪婪妄欲，保持內心的恬淡虛靜和真誠淳樸的天性。在上古時期，這一點對于君王尤為重要。如果一個君王貪欲過重，必然會導致國家滅亡，生靈涂炭。所以古人都希望君王是一位有德行的圣人，能夠抵制聲色物欲的誘惑。酒作為歸屬其中的一種物質，自然被政治家無限放大。例如周公旦在《尚書·無逸》中就告誡成王，“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教導成王“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在西漢末年編纂而成的《戰國策》一書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大禹女兒的奴仆儀狄善釀美酒。大禹飲后贊不絕口，但很快就決定疏遠儀狄，禁止造“旨酒”，并告誡說：“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這一故事顯然是魯共公杜撰的，并非史實，因為他隨后還依次例舉了“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后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的故事。魯共公此時并不是為了闡述什么政治思想，而是為了在和梁王的外交應對中占一點嘴上的便宜而已，但它卻成為后世政治家推行禁酒制度的重要依據。
上古時期，我國的政治思想以“敬天保民”為主題，有其歷史局限性，但在懵懂的人類文明發展初期，這一點已經是難能可貴。例如《尚書·泰誓》中就提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把民眾的愿望當作天神的示意，這在當時已經是很大的政治進步。之前，君王均認為自己是天命所系，一切決策都要詢問天意，而酒作為不可或缺的媒介，備受君王青睞。但在經歷了多次慘痛的政治教訓之后，西周的統治者才開始意識到民心對于政治統治的重要性，開始反思酗酒的負面影響。所以，上古時期禁酒思想的誕生，與其說是為了防止酒禍，不如說是對上古政治思想的反思和重建。
但是，酒作為一種精神消費屬性極強的飲品，不可能完全禁止。所以西周統治者構建了一系列飲酒規范和酒禮法則。首先是承認“飲食，所以合歡也”，針對不同的場所和宴飲的規制，制定了形式多樣的飲酒禮儀，例如延傳至今的燕禮等。其次是設立“酒正”等專門的釀酒和用酒管理機構，并制定了嚴格的管理體制，包括五齊、三酒等。五齊包括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沉齊，主要指釀酒工藝；三酒包括事酒、昔酒、清酒，主要指不同場合使用的三種酒。
禁酒制度的尷尬和蛻變
西周末年，周幽王為了博取愛妃褒姒一笑，不惜烽火戲諸侯，不僅讓西周的統治元氣大傷，新立的天子周平王被迫東遷洛陽，從此再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權力，同時也把周公旦煞費苦心構建起的道德體系毀于一旦。從此，周天子的勢力不斷削弱，諸侯爭霸逐漸代替天子，號令天下。各諸侯國為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實力，紛紛對內改革政治、發展經濟、加強軍備，對外則在外交上合縱連橫，在軍事上互相征伐。
所以，春秋時期，我國進入大解放的時代。一個是生產力的解放，各諸侯國無一例外地壯大經濟實力，包括商業在內的各種經濟業態均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釀酒業也不例外。其次是思想的大解放，“禮崩樂壞”之下，西周的“敬天保民”的思想逐漸被諸子百家爭鳴的民本思想代替，人們的飲酒行為也逐漸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獨立成為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百姓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留存下來的史料顯示，在此期間，酒不但沒有禁，反在邦交、權爭和百姓生活中的地位扶搖直上。
春秋戰國時期，國與國之間的軍事摩擦和外交交鋒頻繁發生，而且許多與酒有關。例如齊桓公伐楚，理由是楚國不供奉包茅，周天子祭祀時無以縮酒。秦王與趙王會于澠池，酒酣之際秦王欺辱趙王，藺相如機制應變，借酒反擊，維護了趙王的尊嚴。楚王與諸侯會盟，趙國因為進獻的酒質量太差，得罪楚王，因此引發了一場“魯酒薄而邯鄲圍”的戰爭。類似的例子在《史記》、《國語》、《戰國策》，以及諸子百家的典籍中不勝枚舉，并直接反映出酒在當時對于兩國邦交的重要作用。
在君臣宴飲中，大家都已經厭煩了周王朝制定的繁縟的酒禮。其中最典型的當屬齊威王“置酒后宮”，召淳于髡對飲的故事。《史記·滑稽列傳》記載，齊威王問淳于髡的酒量如何，淳于髡回答說：“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齊威王很是詫異，于是他解釋說，如果按照上古的禁酒制度和酒禮規范喝酒，他心驚膽顫，最多喝一斗即醉。如果放浪形骸，“羅襦襟解”，身心俱歡，他能喝一石而不醉。
與此同時，飲酒風尚已經開始從貴族流傳到民間。例如《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就記述說：“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類，懸幟甚高”。賣酒人已經有了競爭意識和廣告意識，開始注重酒的質量、數量，待客的策略，以及提升酒館的知名度等，說明當時商品經濟繁榮，以滿足百姓消費需求為主體的酒類市場已經頗具規模，因為像孔子這樣的貴族，不大肯喝從市場上買來的酒。
西漢建國之時，酒在國家的意識形態中已經完全擺脫了“亡國之物”的負面形象。《漢書·食貨志》主張說：“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
但漢代的統治者并沒有因此而任由釀酒產業肆意膨脹，而是立足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客觀需要。有策略地實行禁酒。漢文帝時期，由于連年自然災害，出現糧荒。統治者認為發生糧荒主要有兩大原因，首先是商業發達，經濟上優于農業，百姓多棄農從商，導致農業勞動力不足，經濟結構不穩。其次則是釀酒業規模膨脹，釀酒用糧太多，導致糧食危機進一步惡化。漢代的釀酒產業十分發達，一方面，從貴族到庶民，宴飲成風，酒類市場容量大；另一方面，消費剛需大，利潤豐厚，催生了釀酒業的快速發展，記者曾經撰文《漢代飲酒風尚》詳細論述，在此不做贅述。景帝時期，再次下令“禁酤酒”。五年后，糧食供應危機緩解，朝廷又取消禁令。
漢代實行禁酒目的和策略，與西周時期顯然不同。如果西周時期的禁酒制度起源于意識形態領域，作為一種常態存在，漢代的禁酒制度則立足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出現了階段性的特征。例如在東漢何地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順帝漢安二年（公元143年）均下達過禁酒令。
但漢代并非沒有常態化的禁酒制度。在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朝廷實行了榷酒制度，即酒類專賣。《鹽鐵論》中指出，漢代實行榷酒的目的，是為了“佐助邊費”，即幫助解決邊境連年征戰戍邊的軍費問題，實際上完全壟斷了酒類銷售渠道，并將釀酒業的發展規模完全納入政府的控制范圍。但是西漢的榷酒制度僅限于流通領域，而不涉及生產環節，所以后來其弊端越來越明顯，朝廷不得已于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廢止，而改用“賣酒升四錢”的管理方式，每升酒政府抽取四錢的稅賦。用今天的話語講，就是采用從量征稅的方式，限制釀酒業的發展。這即是我國“寓禁于征”酒政思想的發端。
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必須依據社會現實和時代特征，否則就會引發爭議和質疑。漢代禁酒制度的確立，是基于當時釀酒產業發展的客觀現狀和市場規律制定的，雖然有許多不完善之處，但已經有了極大的發展。東漢末年，曹操嘗試恢復周公旦確立的禁酒制度，努力把已經蔚然成風的飲酒風尚重新納入意識形態的監管范疇。結果引起了孔融等人的強烈反對。孔融甚至譏笑說，商紂亡國，因為沉湎于酒和色，你曹操既然要禁酒，還不如連同把男女婚姻也禁止了。
唐代杜佑編纂的《通典》，是我國第一本政治制度總集，匯總和講述唐天寶之前歷代政治、經濟、軍事制度發展史。其中并未過多地討論《酒誥》的酒政思想，而是將西漢時期酒政進行了詳盡的分析、探討。這也反映出，從漢代起，飲酒已經是社會普遍的風尚和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釀酒業也已經逐漸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組成部分。歷代統治者制定的酒政制度，也在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轉變。
歷史證明，酒在國家政治和百姓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但沒有削弱，而且越來越重要。雖然幾千年來，我國實行的禁酒舉措不計其數，而且釀酒業也多次受到階段性的重創，但整體仍然保持穩健發展，彰顯出歷史不可抗拒的生命力。
當前國家對于白酒的基本國策，雖然保留了寓禁于征的管理思想，但隨著市場經濟不斷深化發展，仍然為白酒提供了無限的市場空間。加之白酒作為當代釀酒業的集大成者，承載著我國幾千年的酒文化傳統和消費基因，因此具有無可比擬的先天優勢。我們應當充分繼承和發揚白酒的傳統性優勢基因，將其打造成為中華民族經濟和文化的雙重名片。
另一方面，而當前國家出臺“限制三公消費”的舉措，顯然與禁酒制度無關。我們應當正確看到當前形勢下白酒與政治之關系，深入研究推進白酒產業健康發展的深層機理，讓白酒的產業價值在我們這一代持續走強！
